（一）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二）没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

（三）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

（四）没有正当理由，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

（五）没有正当理由，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

（六）协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洗钱罪的成立以上游犯罪的完成为前提，因此，若在受贿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通过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转账汇款等方式协助的，应成立受贿罪共犯；在受贿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的，构成洗钱罪。

由于洗钱罪的成立需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上游犯罪人何时取得了对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就成为了区分上游犯罪共犯和洗钱罪的关键。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取得实际控制，即行为人能够按照自己意愿支配使用该财物。实际控制既可以是行为人自己控制，也可以是行为人的亲戚朋友控制。具体到受贿罪中，根据具体行为方式不同，认定相应控制权节点：

①受贿人的个人账户、其指定的账户收到行贿人汇来的行贿款；

②受贿人或受贿人指定的第三人收到行贿人给予的财物；

③受贿人或受贿人指定的第三人实际收到/使用行贿人给予的房屋、汽车；

④受贿人实际收到行贿人的财物后又交给行贿人代为保管的。这种情况下应当以受贿人首次收到财物作为其实际控制该财物的时间，其又将财物交给行贿人保管，是实际控制该财物的一个表现。但需要区分这种行为与收到贿赂财物后退还的行为。

⑤受贿人同意行贿人行贿后，直接让行贿人按照受贿人要求进行某种投资（投资受益人为受贿人或者其指定的第三人）。在投资到位后，受贿人对该财物开始了实际控制。

⑥受贿人同意行贿人行贿后，让行贿人代为保管该财物，行贿人对于该财物进行了单独保管，受贿人可以随时取用该财物，获得该财物没有客观障碍的。例如，行贿人以受贿人的名义在某饭店充值，并且告知了受贿人可以随时来消费；或者行贿人以受贿人的名义将行贿款存入银行，并且告知了受贿人银行密码。此时受贿人可以不通过行贿人的帮助而随时取用。此时，以受贿人得知行贿人告知其银行存款密码、可以随时取款的时间作为其实际控制该财物的时间点。

此类情形需要与受贿人笼统要求行贿人代为保管行贿款、但行贿人并没有对财物进行单独保管的情形进行区分。这种情况下，受贿人一般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随意支配该财物，不宜认为受贿人对该财物进行了实际控制，可以考虑构成未遂。

此外，还存在受贿人与行贿人笼统约定行贿受贿，即使谈到的贿赂的价值认定问题，但没有任何实质筹集资金或者为行贿做准备的情形，这时两人之间的约定应当被评价为犯罪的预备或者是一种犯意流露，并不足以产生受贿人收受财物的现实危险，一般不作为受贿罪处罚。而且，现实中很多约定退休后再要的情形，如果受贿人没有对贿赂对价有一定的控制权（如控制相应的资金账号或者放入自己关系人名下等），在其失去职务、职权后，行贿人也不会真实给付，因此，将约定受贿的行为一概认定为受贿未遂，也有扩大打击面之嫌。

很多情况下，贪污贿赂人员贪污受贿的对象并非金钱，而是房屋、车辆、银行卡、购物卡、金融票据、有价、烟酒等财产性利益、物质资产。课题组认为：若其中不存在特别的掩饰、隐瞒行为，一般而言不应构成自洗钱。“根据常情常理，这些资产也必然要转化成为‘一般等价物’，即现金，因此，这一转化的行为，无法也无需评价为洗钱行为，不具有洗钱的行为性。比如贪污受贿人员把收取的10千克黄金转化为现金的，属于将这些实物财产转化为一般等价物的必然过程，无需再次评价（因为司法机关也是依据其将黄金转化一般等价物数额，来对其以贪污受贿罪定罪处罚的）。”[7]

这也符合一般人的观念，正常来说，行为人收受的是黄金的，必须将黄金出售折现之后才能在市场上自由运用；行为人收受的是的，需要将出售后才能在市场上自由运用；行为人收受的是票据的，需要将票据兑现方可以自由使用；行为人收受的是土地使用权或者是房屋不动产的，则必须在土地市场或者房屋买卖市场进行变现才能够自由使用。行为人收受的是技术成果、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的，则必须将技术成果或者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予以转让变现。行为人自己依贪污贿赂犯罪所获财物属性紧密联系财产转化方式转化财产的，属于事后不可罚。

但如果将初次犯罪所得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等形式时，存在不合常理的借用、冒用他人身份等行为，就使得转换行为本身带上了“漂白”的性质。若其中增加不必要环节（如收受股权，但不将股权出售直接变现，而是通过股权再投资、再融资或者设定质押实现变现），或利用他人身份实施变现行为的，其行为性质就不能被之前的犯罪行为完全评价，有可能成立“自洗钱”式洗钱罪。[8]

需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背景、前科情况、认知能力；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身份关系；行为人有无违反特定的注意义务三方面进行认定。

主观明知作为一种心理事实，除根据口供可以直接认定外，必然还需要间接认定的途径，即推定。间接认定是在确定某些基础事实的前提下，通过刑事推定的方式来认定行为人的明知状态。刑事推定的根据是事物之间具有常态联系，是一种盖然性标准。对此，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六种推定明知的具体情形。

对于认定洗钱案件中的明知，还可以参考以下几点因素：

1.结合行为人的职业背景、前科情况、认知能力判断

例如，金融机构、律师行业的从业人员对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以及洗钱犯罪的行为手段更为熟悉，对上游犯罪往往具有更强的识别能力；再如，职业化的洗钱团伙对上游犯罪具有概括的故意，如果其客观上实施了洗钱行为，可以依据其特定的主体身份推定主观明知的成立。

2.结合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身份关系判断

例如，公职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密切关系人对公职人员的职业性质以及财产状况通常有所了解，对于与正常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财产，完全有可能认识到其系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3.审查行为人有无违反特定的注意义务

例如，行为人以明显不合理高价支付手续费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收购财物的，明显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与交易准则，这些案件事实均可以作为基础事实推定被告人具有洗钱罪的明知状态。

在贪污贿赂洗钱案件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推定事实基础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行为人与上游犯罪人的身份关系，包括亲属关系。例如在王国丽洗钱案中，法院就认为“王国丽作为梁某5的妻子，在梁某5将巨额贪污贿赂款交由其保管时，其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与梁某5正常合法的收入明显不相符”。[9]又如在李洪江洗钱案中，法院认为“李洪江协助近亲属（其兄）李某1转移与李某1职业明显不相符的钱款，且被告人当庭供述其怀疑李某1的钱款可能为李某1贪污受贿所得，综上，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李洪江明知钱款为李某1受贿所得”。

二是，行贿人-受贿人的关系。例如在胡某甲、吴某甲单位行贿、洗钱案中，胡某甲与吴某甲先是为了获取项目，以公司名义向省红会副会长文某甲行贿，后来又应文某甲的要求，以公司账户接收文某甲的其它贪污贿赂赃款，并为赃款制作了相应的虚假合同后提出交给文某甲。法院认为“胡某甲在与文某甲的交往过程中，应当知道文某甲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文某甲要求其提供公司的账户用于转账时，应当知道该款有可能系文某甲贪污受贿所得”。[10]此外，判决中虽然未提及但也存在的客观事实是：胡某甲本身就是行贿人，其在文某甲提出不寻常的接收转账要求时，应当想到收到的款项可能也是行贿款。

根据《刑法》第191条，“为掩饰、隐瞒……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务当中，行为人是否具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目的也是构成本罪的关键。

例如，最高检发布的洗钱罪典型案例“冯某才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中，办案人员未将冯某才取得毒赃后转账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洗钱，而是结合证据对其辩解进行审查。该案“典型意义”部分也强调，认定是否成立洗钱罪需坚持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统一的刑事责任评价原则，“为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和“有提供资金账户等行为”都是构成洗钱罪的必要条件，同时符合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应当说，接收赠予者的主观心态就是接受他人的馈赠，上游犯罪人的赠予行为也是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属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不是可以单独评价为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行为。有学者指出“在上游犯罪的行为人将其犯罪所得交付情人使用，或者送给亲戚朋友用以偿还债务的场合，因为该种场合只是按照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进行延续，不可能有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效果，一般来说，难以认定为洗钱”。[11]

此外，如果认为接受赠予也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洗钱罪的打击范围将不可控制。人皆有家庭，犯罪者也不例外，很难想象一个犯罪者只将犯罪所得用于自己花销，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会将部分款物用于家人身上，如为父母购置房屋，为儿女支付留学学费等，若接受赠予即具有掩饰、隐瞒的故意，那么每查处一起上游七类犯罪，都几乎必然要查处一家洗钱犯罪人。这一方面将极大地扩张洗钱罪的边界，将其变成一个超级罪名。另一方面，这实质上是要求犯罪者的亲人与之“划清界限”，有违“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法律理念。